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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二十年代初,人们与摄影虽有一些接触,但对摄影这个名词还是弄不太清楚,照洋片写真是当时普遍的叫法。1924年6月14日,在北京中央公园(现中山公园)董事会,举办了首次北京光社摄影展览会。原先只能趴在照相馆的橱窗内看到的洋片,现在集于一室展出,还叫什么摄影展览会?这一下引起了北京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,影展开幕当天人头攒动,尤其是京城国画界,几乎是倾巢出动,他们亲眼目睹了用摄影的方法,是如何表现中国画的风格,画家们看得目瞪口呆,赞叹摄影的神妙。

1930年东北运动会闭幕式上北京光社社员留影(图片来源:新华网) 北京光社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业余摄影艺术团体,它于二十年代初举起摄影艺术的旗帜,开拓艺术摄影的道路。它活跃在我国政治,文化中心的北京,社员不足30人,活动时间不到10年,但却以卓著的创作成绩和论著,揭开了我国艺术摄影发展的帷幕,把摄影推上艺术的舞台,做出了开拓者应有的贡献。北京是我国的故都,著名的文化中心,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,早在1918年以前,就在各高等学校的教职员中,涌现出一批业余摄影爱好者,他们学习了摄影技术,经常相约到刚开放不久的皇家禁苑中去游览,拍照,互相交流摄影技艺,观看外国的摄影书刊。相聚多了,也有人提议组织照相同志会,但没有正式组织起来。1919年,北京大学的摄影爱好者,由黄振玉(黄坚)和陈万里倡议,在校内举办了第一次摄影作品展览。以后每年举办一次展览,到1923年冬,大家觉得有发起组织一个团体的必要,于是由陈万里,吴郁周、吴辑熙等在一起商议,订立简章,征收会费,订阅摄影书报,正式成立摄影组织,定名为艺术写真研究会,这是我国第一个摄影艺术团体--光社的前身。当时会员只有黄振玉、陈万里、钱景华、吴郁周,汪孟舒、王琴希、吴辑熙等七八人。会址设在达智营,不久又迁到平安里陈万里的住所。会员都是在北京大学任职的,组织起来以后,“不断的开会讨论、研究,互相观摩作品。在当时七八人的力量虽是脆弱,七八人的呼声虽属细微,七八人的成绩尽觉幼稚而无一可观,不过依科学的立场,从事于研究摄影之团体,艺术之写真研究会,可以说是首先发难的陈涉了。”后来,由于多数人觉得这个会名太长,于是改名光社,对外称北京光社。到1926年,刘半农,老焱若、郑颖荪,孙仲宽,刘玄虎,伍周甫,张云阶,周志辅,程知耻等都参加了光社,社员发展到20多人。它不再是北京大学的摄影组织,而是名副其实的北京光社了。1927至1928年是光社的全盛时期,由于南京政府的成立和南北统一,光社的一些主要活动分子如陈万里,黄振玉等南下宁沪,留在北京的部分社员也忙于“正业”,无暇兼顾“业余”,社务活动逐渐减少直至停顿。而全国业余摄影活动的中心,随着政治经济局势的变迁,逐渐在上海形成。光社的主要活动形式是举办摄影作品展览会和出版摄影作品集-《北京光社年鉴》。光社成立不久,即于1924年6月15日在中央公园(今北京中山公园)董事会举办第1次社员摄影作品展览,这是我国摄影史上第一次由摄影团体举办的摄影艺术展览,两天内有五六千人参观了展览,受到各方面的好评,大大鼓舞了社员的信心和决心。于是1年1次的公开展览一连举办了5次。_newsnow_page_break_tag_918搏天堂,  第一次影展结束后,陈万里就在观众和朋友的鼓动下,从自己参加展出的60多幅作品中选出12幅,编辑成《大风集》出版,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摄影艺术作品集。  第4次影展(1927年10月8日至11日)后,参加影展的16人各自选出摄影作品2至5幅,共56幅,编成《北京光社年鉴》第1集,于1928年1月1日出版,16开铜板精印,并刊有刘半农写的《序》,陈万里的《小言》和汪孟舒的《北京光社小记》等文稿叙述了光社的宗旨和历史。  第5次影展后,由刘半农,老焱若、郑颖荪,周志辅4人担任审查员,从15位社员的展品中评选出68幅摄影作品,编辑成《北平光社年鉴》第2集,于1929年1月1日出版,文稿除刘半农的《序》外,还有长篇技术论文。这两本年鉴是我国最早的摄影艺术作品选集,对扩大摄影艺术的影响和保存早期摄影艺术作品,越来越显示它的作用和价值。  光社是我国率先倡导艺术摄影(二三十年代又称美术摄影)的团体,他们为摄影艺术的诞生大声疾呼,鸣锣开道。他们批驳了摄影不是艺术,学习摄影是艺术的低能儿等等论调;论证了摄影可以成为艺术和如何成为艺术的理论问题。并且进一步指出:摄影艺术“不仅须有自我个性的表现,美术上的价值而已;最重要的,在能表示中国艺术的色彩,发扬中国艺术的特点。”这是陈万里针对当时社会上一般人认为摄影只能机械地复印生活,而另一些则一味模仿外国摄影作品的情况,提出摄影艺术要个性化和民族化。这不仅是与“五四”时代要求个性解放和民族解放-民主与爱国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,而且在艺术理论上也完全是正确的。在1927至1929年,刘半农连续发表了《半农谈影》,《北京光社年鉴》第1、2集序言等文稿,为我国二三十年代摄影艺术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  摄影是不是艺术,摄影作品能不能成为艺术品,这当然不能只依靠理论的论争来解决,决定性质的是要拿出优秀的艺术作品来。光社把自己的作品公开陈列在公共场所,让广大观众来品评,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大胆的创举。他们的作品充满诗情画意,如直接以诗意如画的《山雨欲来风满楼》(刘半农摄)、《藕花落尽见莲心》(王琴希摄);咏物寓意的《老气横秋》(图为枯树,老焱若摄)、《横行一世》(图为螃蟹,王琴希摄);表现劳动生活的《一肩风雪》(老焱若摄)、《努力》(程知耻摄);酷似绘画的《淡烟疏雨》(郑颖荪摄)、《仿炭画》(周志辅摄);借镜抒情的《齐向光明中去》、《在野》(皆刘半农摄)等等,以及许多构图新颖意境含蓄、深远的风光花卉、风土人情、静物照片。这些作品,展现在只见过当时照相馆呆板照片的二十年代的观众面前,不能不使人感到耳目为之一新,情感受到震动,甚至为之陶醉,倾倒。当时北京,天津的许多报刊、画报,争相刊登这些作品。上海《时报》主笔吴灵园(笔名万叶)以洋洋数千言介绍光社影展的作品。使这些作品激起的感情的波浪,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漾开。促使“非职业的摄影有一日千里之势,同时社会方面,对于摄影的眼光,也起大变化”。著名学者俞平伯在《大风集》的首页题词:“摄影得以艺名于中土将由此始。”摄影这门年轻的艺术终于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萌发了。  光社,以它的业绩闯出了摄影艺术创作的道路。——摘自:《中国摄影史1840—1937》

北京作为我国的文化古都,摄影是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,在此之前,小规模的摄影展览仅在北大校园内出现过,此次由北京光社面向社会的大规模影展,在全北京乃至全国都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。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,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,引进了开放的新学风,在文艺方面有诸多的研究小组,如:绘画小组、书法小组、音乐小组、歌谣小组、昆曲小组等等,摄影小组是其中之一。摄影小组成员有:黄振玉、陈万里、褚保衡、吴缉熙等人。1919年至1921年,摄影小组在北河沿的北京大学第三院举办过三次摄影展览会。1923年冬,摄影小组经常在太平仓平安里陈万里的家中开例会,还从国外订了日本的艺术写真杂志、英国的世界摄影年鉴、巴黎的摄影沙龙集、美国的摄影年鉴等书籍,供同好阅览,为了便于对外联络,大家将摄影小组定名为艺术写真研究会。校外的吴郁周、钱景华最先入会,不久,同住在平安里的自习摄影家老炎若、刘玄虎得知研究会近在咫尺,马上投奔过来,还有校外的汪孟舒、王琴希等人也闻风而至,摄影组织的人员迅速壮大,迫于形势发展的需要,艺术写真研究会又改名为北京光社。

光社成立以后,摄影例会由不定期改为定期,社员们在一起相互交流,观摩国外优秀的摄影作品,尤其看到日本摄影艺术在东方影坛一枝独秀,大家认为要努一把力,赶上邻国日本,所以大家创作欲特别高涨,同时还筹划着首次光社摄影展览会。与此同时,北大爱好摄影的师生开始多起来,北大校方为了便于大家学习冲印照片,在马神庙的北大第二院设立了照相部,第二院内有南北两排房,北面的是校医室,南面的就是照相部。当时陈万里是北大校医,又爱好摄影,校方便将照相部委派陈万里监管,并聘请吴郁周当辅导老师,凡来照相部学习冲印的师生均由吴老师进行技术辅导。北大照相部除了为校内师生提供服务外,还肩负着光社社员冲印照片的任务。值得一提的是社员老炎若,他大清早在太庙拍了灰鹤,一扭身骑上脚踏车直奔马神庙,到校时间比北大老师还早,后来他喧宾夺主成了照相部的代理主人。

展览的摄影作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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